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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史研究 | 新中国成立初期司徒美堂的政治参与

提交者:渝致宣时间:2023年10月18日浏览量:4749

解放战争中后期,民主党派与各界民主人士多已放弃中间路线,逐渐旗帜鲜明地支持、拥护中国共产党“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,建立民主联合政府”的国是主张。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即其中重要一位。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活动及其产生的积极作用,体现出爱国华侨关注祖国、回报祖国、建设祖国的主人公精神,揭示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在凝聚人心、汇聚力量方面的巨大作用。

从略有疑虑走向倾心相随

1949年1月20日,毛泽东致信司徒美堂,作为对其“因交通梗阻”来信的答复。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日益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期,毛泽东复信的主旨是力邀司徒美堂回国,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。鉴于此前彼此的友好交往,司徒美堂已多次发表支持解放军解放全中国、拥护新政协会议的函电。然毕竟与中共缺乏长时间近距离深入接触,对其此前在根据地、解放区的施政方略缺乏系统观察,新中国成立后复面临着复杂的内外局势,所以司徒美堂内心深处自然存有些许疑虑。

由司徒美堂口述的《我痛恨美帝》第六章第三节,题为“思想上解决了好几个问题”,其明白坦露心迹:“我回来已经十五个月了,看得很多,知道得很多。单以我个人来说,解决了好几个问题。”一是关于民主联合的担忧,“现在施政的纲领是《共同纲领》,这个纲领经过政协全体代表三番四覆的讨论,我本人也提过了关于便利侨汇的意思,为大会所接纳,写进共同纲领去。”其后为土地改革提出的建议,被列为侨乡土改的参考材料。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需要简称的意见,亦为政协会议接受。二是关于政府效能问题。面对国民政府留下的战后残局,中共应对处理得当,通过稳定物价、调整公私关系、减灾救灾运动等举措,初步展现了国家治理能力。三是关于新中国力量的担忧。通过天安门阅兵,目睹了各式武器装备,知晓国防力量已然大幅提高。四是关于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担忧。定居北京后,和中共以及各民主党派朋友反复研究讨论,加深了对政策制订的背景、理据和意义的认识。凡此种种,均使司徒美堂切实感到“一年来政府的成就是巨大无比的。我过去的过虑是多余的”。

1950年5月4日,司徒美堂撰信答复友人,乘机与美洲同胞谈论国事,述及当时开放学习的心态和汲取新知的渠道,“住居北京期间,获聆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及各首长的宏言说论,更使我的思想认识大有进步,许多明白的问题弄得贯通……学到了东西使人愉快,知道了问题,也愿常常与朋友讨论,互相切磋,使自己更加受益。”

当时司徒美堂已是耄耋之年,却仍拥有炽热的参政热忱,“在京期间,各种会议开得非常之多,有时一天甚至要开八九个钟头的会。通过一连串的政策、法令、人员任免、政治号召。”举凡重要会议,其更是坚持天天出席,不迟到、不早退,展现出时不我待的紧迫和堪比青年的坚韧。他曾夫子自道:“如果说过去八十五岁糊涂过了去,我愿意丢掉六十年,用一个二十五青年人的心。在毛主席领导下再做点工作。我认为我这样做,做得很好,没有违背良心。”

学习促进转变,事实胜于雄辩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参与中,中国共产党给予司徒美堂等民主人士的尊重和礼遇,与国民政府时期的钳制独裁形成了鲜明对比,使其在持续学习和具体实践中消除了疑虑,从而凝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共识。

以撰述调查助推中心工作

1950年,司徒美堂在《光明日报》等报刊连载文章,后在汇编成书时邀请谢觉哉写序,“美堂先生侨美七十年,以七十年亲身看到的经历过的事实,特别是美帝对待华侨残酷到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,以明确的语调,绘声绘影地写出来。”次年初,该书列入《抗美援朝丛刊》,由光明日报社刊行,首印达到5000册。

对该书应有的价值和作用的发挥,司徒美堂显然颇为重视。据其秘书、口述笔录者司徒丙鹤在第八章《美洲华侨移民痛史》下的“附注”,部分篇章重复零碎,不过“只要能增加对敌人憎恨,文气结构的欠整齐处也顾不及了。又,本章材料有些来自《中国海外移民史》一书,并经司徒美堂先生予以补充和校正”。由此可见,司徒美堂以侨美经历为基础,辅以其他资料,通过前期《光明日报》连载、后期汇集成书的方式,冀望读者能够从华侨创业之艰辛、对不公政策之反抗等方面汲取力量,“对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,可以有更深一步的认识。”

其实,参加“三大运动”(抗美援朝运动、土地改革运动、镇压反革命运动)是当时司徒美堂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。其曾在多个公私场合阐释“三大运动”的相互关系与意义,为运动广泛开展争取舆论支持、厚植群众基础。如在1951年4月,他为广州《新商晚报》创刊一周年撰文,标题即为“团结华侨为完成三大政治任务而斗争”。

在围绕助推“三大运动”进程中,司徒美堂参与了中共重要施政方略的制订。然因侨居时长、久居高位等原因,其对政策的地方适用性、执行程度等缺乏体认。制订的原则和路线,“从中央转到大行政区,到省人民政府,到专署直到每一个县区乡,这些工作怎样具体执行,得到什么成就,还有什么缺点。”为此,司徒美堂于1951年3月和5月,两次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视察粤中侨乡土地改革工作,记录其所见所闻所感,先在《光明日报》连载,后经整理亦刊发单行本,形成其另一作品《粤中侨乡土改前后》。

此两番考察,司徒美堂亲自深入基层一线,通过收集地方汇报材料、阅读当地报刊、与地方干群座谈等形式,较为全面地掌握了故里土改情形。他曾于考察时在《南方日报》发表感想:“经过土地改革斗争以后,农村面貌焕然一新,所以给我的印象是‘热烈、兴奋、深刻、生动’八个字。在北京时,我虽然参加过土地改革法和划分阶级等文件的学习,但是许多实际问题还是弄不清楚。到这里一看,再一听,才渐渐明白过来。”

所谓“明白”,包含两个面向:一方面是基层实践推动其对政策制订施行的理解,包括政策理据、执行情况等;另一方面,则发现了侨乡在政策执行上的一些偏差,“报喜不报忧,说事情已平安大吉,这不是科学的说法,但我以为应站在‘撑农民之腰’的立场上才能了解这种偏差。”据司徒丙鹤所讲,当时司徒美堂把发现的偏差,通过侨务委员会何香凝、廖承志等向党中央作了反映,希望及时调整纠正,进一步维护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。

在频繁的互动往来中,司徒美堂与侨乡干群受到的鼓舞和教育无疑是双向的,彼此亦结下了深厚友谊。海外奔波七十载,阅历可谓极其宏丰,司徒美堂却仍谦卑地向人民求教,“土地改革问题,我还在学习,望各位帮助我进步。”在连载的考察文章中,复多次表示,“第一次听到了农民的声音。”在总结考察收获时坦陈,“上了一次刻骨铭心的政治教育课,学到了很多东西。”同年4月14日,司徒美堂将鹤山农民敬献毛主席的烟叶呈寄北京,27日得到主席亲笔复信,实现了基层群众与国家领袖分享土改喜悦的愿望,完成了侨乡群众的殷切嘱托。

以崇高威望作为沟通桥梁

司徒美堂作为一代爱国侨领,其始终是新中国联系广大华侨的纽带。爱侨、护侨、争取海外华侨关注和支援祖国建设始终是其政治参与的重心所在。

如若《我痛恨美帝》的言说对象主要为国内同胞,《粤中侨乡土改前后》则偏向海外华侨,“乃是用一个地方材料来给侨胞兄弟们作参考,举一以例其余……以打消海外侨胞对土地改革的疑虑,和祖国靠得更近。”自归国后,举凡元旦、国庆、春节等重要节日和纪念日,司徒美堂均会通过外报、侨报、广播电台等途径,发布号召广大华侨团结一致的文章、广播和公开信,“美洲侨胞、国内归侨对我函电交驰,或问局势,或提意见,或有狐疑,我都根据上述态度向朋友详为解释答辩,其方法,或用书信,或用报纸,或用广播。”他在侨乡考察时的实人实事实例和观察体会,亦成功融入其中,成为可资取用的思想资源。

同时,基于自身广泛交游,司徒美堂还常借助私人往来函电澄清海外华侨对新中国的误解,巩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。其曾在为友解惑后,呼吁以爱侨爱乡爱国之心着重从事五项工作。一是发动侨团、侨胞、侨眷,及时传递国内新中国成立后的整体情形,重点在对侨政策和侨乡状况,回应海外华侨热切关注。二是积极发动乡族,利用报刊对海外侨胞进行现身说法,展现生产恢复、侨乡发展等积极面向。三是以商会、同乡会等团体警告敌对势力,避免敌手妄动。四是以私人名义劝诫曾为国民党的侨胞、侨领,告以国家相关对待政策。五是代为转达政府邀请华侨回国考察、支援国家建设之意。

当时,华侨事务委员会会内设有联络处,有专人主持其事,负责与华侨通信联络。司徒美堂身兼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,亦自觉担负海外华侨联络人的职责,向海外华侨提供了个人在京地址,专门发布启事和通讯,“特遍告我旅美亲爱父老兄弟,今后不论华侨有何种困难、何种意见、何种要求者,希能以兄弟谈心之态度,多向本人提出,直寄北京上址”,以代为“向政府反映,请求协助解决”。1950年8月,司徒美堂回信美国朋友,“自美国返抵北京后,叠接两函,前函当时即已转呈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,以作侨情参考,斟酌其可行者,建议有关部门处理。”

这一时期,司徒美堂不顾年迈足跛,热切参加建国事业,曾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、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。在京则为中央重要决策提出意见建议,下乡则考察政策落实等,但其工作重心始终落脚在华侨事务,且在号召华侨、团结华侨方面展现出“坚毅不挠、勇往直前”的斗争精神。此种勇毅表现,实基于司徒美堂爱侨、助侨的使命感,得益于在统一战线政策中获得的成就感。

1954年,在88岁寿辰(虚岁)前后,司徒美堂回忆了其传奇一生。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参政的内在驱动与实际感受,他总结道:“我能活到今天——活在毛泽东时代,多么幸福,我不觉得老,我的新生活正在开始。这正是我们华侨几代以来梦寐以求的新时代,祖国的前途无限光明灿烂。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,做一个中国人民,做一个爱国华侨,是光荣的,而责任也是很大的。”曾与之共事的何香凝则评价说,新中国成立后,司徒美堂“经常游历祖国各地,积极参与各项政治运动,对国外侨报发表言论,号召华侨团结在祖国的周围,为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、为解放台湾、为保卫世界和平而贡献力量”。一代侨领的报国实践,于国家民族复兴征途进程中深化升华,亦使其成为永远垂范后辈的“华侨楷模”。

(转载自:团结报;作者:康定宾)